建国初期，毛泽东日理万机，处理着党和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等大事。但此时，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是：“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，他进北京就变了。我们共产党进北京不要以功臣自居，不要搞腐化，不许讲享乐，要坚持继续革命。”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严格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作风，并处处事事以身作则，严于律已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尤其是在对待亲朋子女问题上，公私分明，不搞特殊化，为后人留下一个个传世佳话。

1950年春，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说：“岸英，你回家一趟，代我向你母亲扫墓。带些东西，代我为老太太上寿。你妈妈是个很贤惠的人，又很有气魄，对我帮助很大。她的父亲是个进步人士，对我资助不少……”毛泽东停了片刻，眼睛有些湿润，喑哑地喃喃道：“我很怀念……”

毛泽东经常从自己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来瞻养杨老太太，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。但是，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“铁饭碗”。建国之初，亲友们都抱着很大奢望给他写信。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。他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回信说：“不要有任何奢望，不要来北京”，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”。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中说：“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，为人所重，自然而然参加进去，不宜由弟推荐，反而有累清德，不知以为然否？”

毛泽东大舅的儿子文漳泉，与毛泽东既是表兄弟，又是干兄弟，两人感情甚笃。1927年，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，文漳泉始终陪同，并积极参加农民运动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支持毛泽东救国救民。毛泽东对他也很尊重。建国后，他与毛泽东多次书信来往，并七次上京会晤。即使如此，当文漳泉请求毛泽东给他本家好友文凯在北京找一个工作时，毛泽东回信说：“文凯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，不宜远游，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介绍，尚乞谅之。”

毛泽东对堂弟毛泽东思想向来严格要求。毛泽建、杨开慧、毛泽覃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，毛泽清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到延安投奔毛泽东。见面后，毛泽东关切地问：“你来延安是干革命的吗？”毛泽清答道：“是的，是来跟三哥一起干革命的。因为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，闹翻身，才有出路呀！”毛泽东听了之后，既高兴又严肃地说：“我要告诉你，到我这里来，要官没有，要干革命倒是有的是。”毛泽东边说边从皮箱里取出一枝手枪送给他。毛泽清激动地凝视着三哥递过来的手枪，不知所措。毛泽东对他说：“不会打枪，可以学会嘛！干革命从来就是边学边干的。”毛泽东先后送他到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。后来，组织上便让他去西安做“生意”。毛泽清改名为毛运才，以商人身份出没在西安大街小巷，奔波于西安到延安的崎岖小道上，风里来，雨里去把布匹、食盐、药品、牛、羊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，为解放区物资供应做了大量工作。解放后，毛泽清夫妇一直在外地工作。在毛泽东的教育下，毛泽清严于律已，勤奋工作，从不轻易说出与毛泽东的兄弟关系。1954年他转业到阜新电厂工作，改名为毛万才，后定居抚顺。

对于自己的家事，毛泽东则以一个普通党员、公民的身份来处理部问题。1950年秋，毛泽东收到韶山乡乡长兼农会主席的一封信。信中汇报了家乡人民轰轰烈烈搞土改、分田地、划成分的情况。毛泽东高兴地看到家乡的变化和全国革命形势的进展，同时，他敏锐地感到家乡干部在划分成分问题上遇到困难。于是，他把毛岸英、毛岸青叫来，让他们速去看望乡亲们，并把划分成分的事情处理好。毛泽东嘱咐：一、家中所有财产分给农民；二、划为富农成分，责无旁贷，付出300元，作抵押金；三、人民政府照章办事，照政策办事，不徇私情，人民会相信政府。在划分成分问题上，家乡干部确实遇到了困难。毛泽东是党和国家领袖，是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全家有6位亲人为国捐躯，把这样的一个革命家庭划为肃削阶级家庭，总觉得于心不安。但党的政策写得很清楚，不划为富农，何以取信于民？正在乡干部为难之时，毛岸英、毛岸青来到韶山转达毛泽东的问候。在划分成分问题上，韶山人民从共和国领袖身上看到一个立党为公、实事求是的伟大形象。